我是新中國第一批留蘇學生

新中國成立之初，百廢待興，各行各業(yè)都需要人才。黨中央十分重視人才的培養(yǎng)。新中國成立的當年12月23日至31日，教育部就召開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，確立了“教育必須為國家建設服務，學校必須為工農(nóng)開門”的教育方針。根據(jù)國家當時向社會主義蘇聯(lián)學習的方針，一方面邀請?zhí)K聯(lián)專家來華講學，另一方面選派學生到蘇聯(lián)留學。我有幸成為新中國第一批留蘇學生，當時情景，至今還歷歷在目。

1951年的暑假，我們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二年級的幾個同學正在什剎海學習游泳。忽然學校黨總支書記李傳信同志找我去談話。開始聊聊家常，然后問我，如果派你到遠方去較長時間，你有什么困難？我以為組織上要調(diào)我出去工作。因為當時各條戰(zhàn)線都需要人才，而且正在“抗美援朝”時期，我們班上已有幾個同學去參軍，有的被調(diào)到團中央、北京市工作。當時西藏剛解放，很需要干部，所以聽說要調(diào)我到遠方去幾年，我想一定要到西藏去。沒有想到過了幾天，讓我到燕京大學去參加留學生考試。所謂考試，也就寫了一篇自傳?？荚囃炅耍土粼谘嗑┐髮W做各種出國的準備。

1951年8月19日，新中國首批375名派往蘇聯(lián)的留學生啟程。出發(fā)前夕，周恩來總理在北京飯店設宴歡送我們。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見到周總理。留學生紛紛上去敬酒，我也去了，總理問我學什么專業(yè)，我說學教育專業(yè)。他就對旁邊的教育部部長馬敘倫說：“這是你的干部?！敝芸偫砻銊钗覀兒煤脤W習，學成回來，報效祖國。他的講話使我們激動不已。宴會后，總理還和同學跳了一會兒交誼舞。這真是一個難忘的日子。

在這300多名留學生中，大多數(shù)是從大學一、二年級抽調(diào)的，其中有126人是大學教師，去攻讀研究生，少數(shù)高中應屆畢業(yè)生。當時大多數(shù)人都沒有學過俄語。據(jù)說，毛主席說，沒有學過俄語不要緊，讓他們到那兒去學吧。說明當時我國對人才如饑似渴地需求。

我們一行300多名中華學子，懷著對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(lián)的向往、憧憬的心情，坐了一個多星期火車抵達蘇聯(lián)首都莫斯科，每個人都激動萬分。我們先到莫斯科動力學院休息，等待分配到蘇聯(lián)全國高等學校。我和兩名同學被分配到蘇聯(lián)國立莫斯科列寧師范學校。

幾天以后，莫斯科列寧師范學校校長基列耶夫親自來接我們。一路上他滔滔不絕地給我們介紹路邊的名勝古跡。由于我們還不懂俄語，聽不懂他給我們介紹的是什么，但是我們深深感受到他的友好和熱情。后來我們才知道，基列耶夫是很有聲望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，在蘇聯(lián)衛(wèi)國戰(zhàn)爭時代，曾擔任過莫斯科廣播電臺的臺長，當時任聯(lián)共中央紀律委員會委員。他是一位嚴肅、認真的領導者，不茍言笑，但對我們中國留學生卻十分親切和關懷。他時常約我們?nèi)プ劊儐栁覀儗W習和生活的情況，問我們有什么困難和要求需要學校幫助解決。學校每個星期都有校長接待日，他的辦公室外面常常有許多老師等著見他，但如果我們?nèi)チ?，他總是?yōu)先接待我們?；幸蛐ｉL親切而又嚴肅的形象，讓我們至今難以忘懷。

基列耶夫校長把我們安排在離學校最近的宿舍，烏薩喬夫街，到學校有公交車兩站的路程。由于我們還不會俄語，特別安排了高年級的朝鮮留學生金松基陪同我們。金松基并不會說漢語，但能看懂文字。于是我們通過筆談溝通。他陪我們?nèi)マk完入學手續(xù)，陪我們到商店購買食品。他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。

在蘇聯(lián)學習是非常艱苦的。我們在國內(nèi)沒有學習過俄語，所以第一步就是要學習語言，過語言關。學校請了很有經(jīng)驗的中學俄語老師雅科夫斯基來教我們俄語。他并不會漢語，于是第一課就領著我們讀《兒童看圖識字》課本，上面有日常用品的圖畫和對照的名詞，如桌椅板凳、蔬菜瓜果、交通工具等共1000余個單詞。老師要求我們一個星期背熟記牢。第二個星期他就領著我們讀《聯(lián)共黨史》教材第一段。虧得《聯(lián)共黨史》有中譯本，我們一字一句地對照著閱讀和理解。學習了一年俄語，才正式進入班級和蘇聯(lián)同學一起學習。學理科的同學，一般學一段時間俄語就能插入班級繼續(xù)專業(yè)學習。我們學文科的則要從頭學起，因此整整學了5年才畢業(yè)回國。

上個世紀50年代，是中蘇關系最好的年代，蘇聯(lián)人民和同學對我們都十分友好。我們學了一年俄語去聽課，還是模模糊糊、懵懵懂懂。班級共青團組織選派了團員一對一地幫助我們，課后幫助我們整理筆記。直到二年級才能基本掌握教師講課的內(nèi)容。老師講課，沒有固定的教材，只布置原著讓學生閱讀，然后進行課堂討論。我們讀原著要比蘇聯(lián)同學多花幾倍的時間，因此開夜車是我們生活的常態(tài)。雖然學習艱苦，但對我后來的教育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。

我1956年回國，就在北京師范大學工作至今。其間在北師大附中、北師大二附中擔任了幾年中學教師和教育管理人員，使我有機會向第一線有經(jīng)驗的老師學習，積累了一些本土的教育經(jīng)驗。從而能夠為我國的教育事業(yè)貢獻一些微薄的力量。

（作者系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、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、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）

《中國教育報》2019年09月27日第5版